开国总理的津门往事
发布时间：2013-01-28
“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开国总理周恩来生前留给海河儿女的深情话语。天津是对周恩来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多次一往情深地向国内外友人谈起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学习与战斗的往事。周恩来总理的故乡虽然不在天津，但他投身革命爱国运动的起点，却从这里开始，而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革命理想与深厚情谊，也是在天津开始建立起来的，这里自然也留下了开国总理很多光辉足迹。
在天津市河北区宙纬路三马路三戒里4号，有一座由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宅院。这是天津觉悟社纪念馆，纪念馆是以觉悟社旧址为馆舍建立起来的，我们在觉悟社纪念馆复原陈列室,看到复原的原三戒里4号院的面貌和当年社员们活动时的情景，瞻仰着周恩来、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画像，仿佛走进那如歌的岁月——
1913年春，年满15岁的周恩来从沈阳市东关模范小学校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为一年级乙三班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南开中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绚丽，风景独有。南开中学是南开系列学校（ 大、中、小学、女中 ）的发祥地。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1904年将旧学塾改建新学堂，历经100余年的风云。据不完全统计，南开中学近百年的历史培养出新中国的总理2人：周恩来（ 1917届，下同届别 ）、温家宝（ 1960 ）；副总理1人：邹家华（ 194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人：林枫（ 1930 ）、吴阶平（ 1932 ）、邹家华 （ 1941 ）、周光召（ 1947 ）；全国政协副主席5人：屈武（ 1922 ）、王昆仑（ 1923师范班 ）、孙孚凌（ 1938 ）、万国权 （ 1938 ）、朱光亚（ 1941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研究院正副院长6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研究院院士，外籍院士和国外的院士55人。还有许许多多党政干部、文学艺术家、科学技术专家、教育专家。从“五四”时期到抗美援朝，马骏等25名南开中学校友成为革命烈士。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
尽管南开学校的学术氛围比较浓厚，教育作风也很民主，就是在当时也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但是学校当时开设的课程，规定的教材，远不能满足周恩来的要求。于是，他一方面利用图书馆借读，一方面尽量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来买书。没有钱吃饭，他就经常到校外的豆腐房买最便宜的豆腐充饥。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涉猎与精读了不少中外思想家的著作，并注意阅读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报刊。由于勤奋刻苦的学习，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赛时，他因故晚到半小时，可他竟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学校根据他家庭困难而品学兼优的情况，破例免除他的学杂费。
周恩来不但人品才学出众而且与老师、同学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每隔些日子，他总要到校长张伯苓家里去请教。张校长很喜欢他，留他吃饭，并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周恩来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他积极接受着新鲜事物，他编辑刊物、发表小说、参加演说比赛，兼《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及班中各项干事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并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4年，在南开学校刚读二年级的周恩来开始参加演剧活动，当时社会不准男女同校，所以，南开学校里的演剧活动没有一名女生。由于演出新剧的需要，周恩来毅然承担起扮演女性角色的责任，他先在《恩怨缘》里饰演一名烧香妇女，继而在《一元钱》、 《华娥传》、《仇大娘》、《千金全德》等剧中扮演女性人物，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无论主角、配角，他都演得十分投入。在当时社会，男生扮演女性角色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在南开学校宿舍，周恩来的床位上总是铺着素线毯，床头放着自己喜欢读的书《饮冰室文集》。后来，学校将周恩来住过的宿舍改成了“周恩来纪念室”。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同年10月，经沈阳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并阅读了幸德秋水等人所著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9年春，周恩来得知南学校设大学部，抱着“返国图他兴”志愿返回天津，入南开大学深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
1919年9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后，即开始授课。但是，周恩来并没有从此闭门读书，而是没有一天停止过他所肩负的进步革命活动的任务，同马骏等人继续领导天津市各界抵制反动当局镇压爱国行动的抗暴斗争和支援全国各地的抗暴斗争。
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给天津带来了新气象，新的革命思潮迅速传播，周恩来也全力投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9月2日下午，周恩来同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同乘火车回天津。在车厢里，大家热烈地讨论起“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周恩来认为应该尽快把“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个进步团体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19年9月16日，是天津学生运动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在南马路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了。
“觉悟”，顾名思义，代表着一种爱国、民主、科学、创新的精神。觉悟社的创立蕴涵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
当时参加觉悟社的，恰好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10名男社员是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10名女社员是：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等。他们多数都是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骨干。
经过全体成员讨论，大家取得共识：觉悟社发扬民主，提倡自我批评，本着“革新”、“革心”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并担任社刊《觉悟》的主编。
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不仅是出色的宣传者，也是杰出的组织者。他以超群的睿智和才干，成为觉悟社公认的领导者。
在觉悟社复原陈列室，我们看到一个盘子装着50个号码，导游介绍说，这是他们为了应付斗争的需要，用抽签的办法，以号的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的是“五号”，叫“伍豪”，他们用这个名字来展开联络跟一些活动。
觉悟社成立后，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的亲切关怀和指导。9月21日，觉悟社成立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应邀来到觉悟社座谈指导，周恩来向李大钊介绍了觉悟社的成立经过，李大钊嘱咐社员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
1920年初冬，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马骏、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继续留在天津。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周恩来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周恩来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因为周恩来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虽然大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的代号在天津的《新名意报》“觉邮”专栏上沟通联系。所有社员都牢牢记着觉悟社的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经过斗争的洗礼，社员们彼此之间结下革命友谊，最终有3对老社员结为革命伴侣：他们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潘世伦和李愚如，谌小岑和李毅韬。
邓颖超十分怀念觉悟社时期的斗争生活，1986年9月10日，在觉悟社纪念馆成立两周年之际，她老人家来馆视察，欣然为纪念馆题写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馆名。
如今纪念馆已经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千百万莘莘学子在这里追忆“五四”时期，天津市20位进步青年的革命足迹，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革命团体。
虽然天津觉悟社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它的作用和影响却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五四”运动时期我国青年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走进位于天津南开区的周邓纪念馆的情怀厅，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连心结。上面是周总理在日内瓦开会的时候，邓颖超寄给他的书签，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想念；下边就是周总理托人给邓颖超带回的，他在瑞士亲自采摘的山茶花。两位伟人平时忙于事务，很少见面，他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互通情谊的。在周邓纪念馆里，珍藏着60余封两位伟人互通的书信，他们在彼此的称呼上用的是来、超，还有最亲爱的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相识，共同渡过了抗战和解放的艰难岁月。他们的爱情历经战火与和平年代的磨砺，为后人景仰。来到周邓纪念馆，人们就能通过一封封宝贵的书信，感受两位伟人生前彼此间的关怀和爱情。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长安街两旁从清晨起就聚集了上百万群众，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久久肃立。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没有自己的孩子，去世以后连骨灰也不保留，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等地，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其实我们在细细品味他们的人生以后，会发现，他们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伟大的精神。文/图 舞月飞
